撇開傳說中的唐虞夏商周，實際就是由漢武帝所發起。

民進黨立委趙天麟指出，潛艦建軍對中華民國台灣來說是絕對必要，不會因預算考量等技術性問題，干擾到建軍戰略目標。他說，在法律上，洩漏國防機密涉及國家安全法、國家機密保護法等等。

在政治上，涉及國人對立法委員的信任、國際盟友對協助台灣建軍整備的信任等等，每一個面向都是大事2022年10月，歐盟宣布所有手機、平板電腦和相機都要使用USB Type-C充電標準，當然iPhone也無法倖免，才會出現蘋果行銷資深副總裁葛列格．傑斯威克（Greg Joswiak）被各大媒體引用的那句話：「我們別無選擇。花三秒的時間想一下，iPhone 15系列最大的改動是......？相信大多數人最有感的是充電接口由Lightning改用USB Type-C，動搖國本、山崩地裂、神羅天征。三星、諾基亞、摩托羅拉都同意歐盟的政策，蘋果當然責無旁貸也加入使用micro USB的協議。但在爭論之外，是USB Type-C的進步，在各大手機廠不斷改良下，充電速度有明顯的提升，更是Lightning的數倍之多。

所以在政策最後通過後，薩利巴也說：「過去我不會觀看蘋果產品發表的直播，但這次，我會的。許多關於歐盟充電接口的討論，都會使用一張照片，就是他左手拿著一大團充電線、右手拿著一條USB Type-C充電線。於是，朝廷發起了一系列革新，例如廢除科舉，官員也在過程之中建議設立民意機關。

可惜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推翻了舊秩序，卻依然在很多重要事情上，繼續仰賴帝國建立的控制體系。清朝末年，中國有許多地方都認為制度需要改革，例如必須向西方取經。在人民解放軍一九四○年代末統一全國的過程中，中共領導人發誓要推翻帝國時代的「封建」秩序。中國朝廷卻是主動推廣印刷術，藉此傳播最新科技，同時監控所有出版品，使亂臣賊子的政治思想難以蔓延。

中國在宋朝時期快速都市化，發明新的通訊技術，並且以快速發展的雕版印刷，促進了知識的傳播交流。它的憲法直接仿製歐美，由大總統、議會、內閣、法院構成權力分立，各省根據自己的方法選出議員，然後由議員選出正副總統，最後由大總統任命各部部長。

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員警和人民的法庭，藉以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在許多方面，他們做得相當成功，而其中最成功的便是土地改革。但北洋政府有個大麻煩，那就是中國沒有議會傳統，很難直接進入代議政治。同時也會用這類系統，鼓勵人民彼此監視。

商業改革沒有帶來民主開放 中國近年來經歷了一場巨大的商業革命。而日本的明治維新，使這種聲音更是強健。不過這套戶口制度，並不像之前那樣是徵稅的基礎，而是政府限制人民行動自由，藉此維持秩序的工具。人口登記就是一個例子。

實際上控制領土的能力，很快地落入各省的軍閥手中。文：大衛．史塔薩瓦吉（David Stasavage） 中國為什麼沒有民主化？ 不過如果我們把注意力轉向其他地區，就勢必會看到一個問題：為什麼現代民主沒有走入中國。

中共在一九四九年之後鞏固政權的方式之一，就是建立「戶口」制度。而且就連北洋政府自己的官員，往往也只是將軍的橡皮圖章。

事實上，毛澤東的「民主」重分配，至少在這方面也真的比很多民選政府更成功，只是過程中不斷暴取豪奪，搞得屍橫遍野。所以他們在戰國時期就建立了戶政制度，一方面用來徵糧，一方面用來徵兵。更糟糕的是，中國根本沒有議會傳統，並不知道這類機構該怎麼使用。中國在一九四九年後的戶口制度，再次證明了過去的強大國家權力，對之後的專制統治多麼有利。可惜北洋政府雖然到了一九二八年才終於滅亡，其實剛成立不久便已喪失實權。在這套制度下，你一旦離開登記地區，就享受不到社會福利。

照此看來，中國的「民主化」主要似乎不是靠多黨競爭，而是靠人民對執政黨感恩戴德。而且商業革命與科技革命，之前在中國都發生過好幾次，我們可以從這些革命的共通之處，了解近年的改革開放為何沒有帶來民主。

國民黨在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九年統治的時候，就利用過去帝國時期的戶政制度來登記人口。中國人在網路和社群媒體上的討論，的確加速知識傳播，有利國家發展。

我們在第六章提過，中國的帝王從很早就注意到管控人民的重要性。這種現象最近再次出現。

一九○九年，清政府在倒台兩年之前建立了諮議局，由各省仕紳投票選出議員參與政事，並於中央設資政院，類似於國民大會。為什麼？帝國主義還存在，國內反動派還存在，國內階級還存在。這套制度可說是以過去王朝的戶政體制為基礎，再揉合國民政府在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九年統治中國部分領土時的某些方案。中國一再辜負民主論者的樂觀期待。

一九四九年後肯定也是這樣。清朝的末代皇帝明明在一九一二年退位，中國卻無法建立共和政權，甚至還在一九四九年後淪為毛澤東的獨裁統治。

更妙的是，自毛澤東時期以來，中國明明沒有採取現代民主制度，國家領導人卻開口閉口都是中國的「民主」。但歐洲在印刷術出現之後，政治局勢天翻地覆。

而且這段過程出乎意料地符合政治學家麥克．奧伯特斯（Michael Albertus）的看法：一般來說，專制政府反而比民主政府更可能實施土地改革。一九一一年的國民政府繼續讓地主和菁英階級保有大權，共產黨掌權之後則將這些人的財產收歸國有。

其他國家在漫長的歷史中，已經習慣用議會限制君權，中國卻完全沒做過這種分權與分立的事情。但在加速創新發展的同時，中國的政治思想卻沒有像許多西方人士幾十年前想的那樣，變得更加開放多元。一系列的接連起義，終使幼帝溥儀於一九一二年被迫退位，政權移交到立憲組閣的北洋政府。這套制度在其他國家已經證明歷久不衰，中國只是直接引進，照理來說應該不會出問題。

即便爬梳歷史，也得回到二千多年前的東周，才能在「國人」這種城邦菁英會議制度中，找到類似的治理模式。但諮議局與資政院都沒有實權，不但不能控制官府，也無法指揮軍隊。

近年來它再次讓人失望，經濟明明快速發展，卻未能帶來政治自由。一九一二年通過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雖然沒有給予全民選舉權，依然算是現代民主的典範。

北洋政府的敗因，很難歸結為系統設計不良這種將性別平等作為判定文明高低的標準，是晚清女權論述的基調，例如林樂知的《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以鮮明的文明論立場，將婦女地位作為衡量文明高低的標準。